澳洲日记(12)- Neighbourhood Watch

刚来澳洲的时候,便注意到满大街的Neighbourhood Watch Area, 我并不理解什么意思,还以为是附近有监控呢。

后来才知道,这是个基于社区的组织,大多数成员是志愿者,和警察们密切合作,一起减少犯罪,创立紧密社区连结。简单来说,有点像澳洲版的“朝阳群众”。我到他们的官网上看了下, 有不少活动,也鼓励大家加入。

澳洲非常强调community的概念,这边的邻居们也比较喜欢“管闲事”,我自己就经历过几次。

刚搬来没两天,隔壁老太太就拿着自家种的豆角来敲门,热情的介绍了下周围环境,如何去超市等等;后来某天在家门口换门锁,半天搞不定,隔壁老先生马上过来问是否需要帮忙;还有一次是个十几岁的男孩跑进我们的院子(没有门)去看,被隔壁老夫妇的女儿发现了,她女儿马上过来告知这个情况。

某年跨年夜,大概晚上十一点多,我们开车准备去看跨年烟花,老妈不熟悉家里的报警系统,不小心弄响了警报器,对门的老先生马上出来,佯装倒垃圾,但仔细的观察了情况,发现是我们搞的乌龙,才放心回去了。

有时候在外面逛,拍街景,偶尔也会遇到居民来问原因,告知后,他们就放心的回屋了。

中国人也讲,远亲不如近邻,大家组织起来,共同守护自己的家,还是蛮好的。

澳村日记(11) – Covid-19 (下)

疫情仍然在发展,记录下我观察到的一些瞬间吧。

在澳洲,最大的体会是整个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心,这种关心体会在方方面面。老年人(65岁以上),残疾人或者低收入群体,各个公司都会提供优惠,包括不少私人企业也会提供便利,平时在大街上、公交车、地铁、电影院都能看到老年人和残疾人,让人颇感安心,仿佛自己花白头发时,也能享受生活~~

3月份,疫情逐渐严峻,对弱势群体提供帮助的政策也相继提出;最先是一些网友自发的行为,在nextdoor,facebook上纷纷留下自己的信息,愿意为周围的人提供帮助;接着各个超市也相继跟进,先是15日晚上,墨尔本西区一个IGA超市的老板提出早上6-7点为老年人购物时间,进超市的人需要提供相应证明,两大超市巨头Woolworths和Coles马上跟进,也相继提出Community Hour,对老年人、残疾人和低收入人群提供专属购物时间,后来又拓展到医务工作者和前线工作人员,警察、教师、公交车司机等均可以在特定时间购物。鉴于有些人行动不便,两大超市还推出了“Community Package”, 里面是一些基本生活用品,平价邮寄给有需要的人。

各大电信公司也迅速行动起来,为因疫情收入受到影响的人减免月租,银行将商业贷款延期最多至6个月;由于医护人员和前线员工需要上班,所以学校会坚持开放,这样他们的孩子也有地方可以去;家长也可以选择让孩子呆在家里上课,每天晚上从网上下载次日的课程,然后上线完成,对于没有电脑、iPad等设备或者孩子较多设备不足的家庭,州政府会免费提供设备以及上网卡供其使用。

澳洲的房子都比较大,居家期间,相对较为轻松,今天和同事聊天,得知他们一家五口周末在后院的池塘划独木舟玩呢,简直不要太开心;和新西兰不同,澳洲一直在stage 3,封的非常佛系,人们依然可以出门健身、购物、看医生、工作或上学,给宠物看病也是允许的。幸好家里有条狗,每天都心安理得的出门遛他,在公园里见到无数人在跑步,可能是健身房关闭了,所以只能到外面跑起来了吧。

在澳洲,经常听到一个词 – community, 姑且翻译为社区。或许人口迁移并不大,不少人出生到工作都在方圆几十公里,加上土地私有,大家对自己的社区有很强的归属感和责任感。疫情刚开始,就有不少人呼吁支持community business,各家店铺纷纷开启外卖,把菜单搬到了nextdoor,facebook等社交媒体;同事特意每天到附近的咖啡厅买一杯外卖咖啡,就是不希望这家店倒掉。还有的住在公寓,在厕纸最紧缺的那几天,会有业主把自家多余的厕纸摆在门口,任大家取用。

除了在家做饭吃,更多的澳洲人选择了装修房子,专卖工具的Bunnings突然销量大增,终于有时间修修补补了;在Traralgon同事买了个shed,准备在家期间组装;我也不例外,xi按时自己做了纱窗,然后又装窗帘,最后开始每周安装一个Roller Shutter,迄今已经完成了6个,还是蛮开心的。

网上也有很多新闻,亚裔被攻击,甚至殴打,总是让人遗憾,我目前还没有遇到类似事件,周围邻居和同事感觉都还不错;希望大家能摒弃偏见,共同度过这段特殊日子~~

澳村日记(10) – Covid-19 (中)

之前记录了疫情之下,政府的措施和个人感受,这篇主要记录下所在公司的相关措施。

我所在的是一个林业管理公司,总部在新西兰,大约100多员工,澳洲有50个左右,总部设在墨尔本,同时在西澳、南澳、新南威尔士以及塔斯马尼都有区域办公室。

1月下旬,大概是武汉封城前后,国内疫情已经蛮严重的了,澳洲还没什么感觉;和同事聊天时,得知其老婆从广州转机到墨尔本,我心理便有些打鼓,但还是坚持去上班,觉得并不会有什么事情。

1月25号,墨尔本出现第一例后,我有点紧张,便给人力经理发消息,建议同事及家人去检测下比较好,并和几个同事分享了这个信息。当时是个长周末,人力经理联系了新西兰的人力,觉得risk is low,没必要大惊小怪,没采取措施;后来经沟通,这个同事还是在家工作了一周,其家人也去看了GP,我也稍稍放心些。这时候澳洲媒体已经开始报道新冠疫情了,几乎每天都能在推荐上看到相关新闻,陆续有同事打电话或发邮件来问我家里人是否都好,还是能感觉到大家的关心。我告知除了不能出门,其它一切正常,同事们都对中国果断将上千万人lockdown表示震惊,觉得不可思议,此时的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在仅仅两个月之后,澳洲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1月31日,集团人力发出了第一封关于新冠病毒的邮件,简要介绍了湖北武汉当前的情况,同时建议大家保持社交距离,如果生病要在家里,勤洗手等等,与政府宣传的大致相同,同事们心大的很,看过邮件就过了,连讨论都没有。

2月3日,CEO发邮件介绍了新冠病毒对原木市场的影响,由于公司出口的木材的目标市场是中国和日本,而中国市场由于疫情需求不振,价格跌了不少,直接影响到了我们公司的收入。不得不感慨,在自由贸易、全球化的背景下,牵一发而动全身。

随着澳洲与新西兰相继禁止来自中国的非公民或居民进入,整个二月都比较平静,只是在toolbox会议上,有同事提起尽量减少出差,尤其是跨国出差;彼时我们的新CEO刚入职, 对此表示赞同,但理由是一季度营收受疫情影响降低不少,大家要节约开支。

3月份,情况貌似紧张了起来,新CEO到新西兰履新,回来时还一切安好;但一周之后回来的另一位同事便没有那么幸运,赶上了海外旅客自我隔离2周的要求,他本来计划回来后要去新南威尔士工作3个月,也只得调整时间,先在家工作。公司内网上也开始发布相关信息,如何管理疾病症状之类的。3月中,墨尔本办公室开始有同事申请在家工作,公司不反对也不赞成,如果申请就批准,我跟老板商量了下,也开始在家办公;18日,集团CEO终于发文建议大家在家工作,墨尔本办公室越来越多的同事在家工作,区域的同事们还未受影响,依然全部在办公室工作。 26日,新西兰实施为期四周的Stage-4 lockdown,全体人员只能在家工作。澳洲几乎所有人员都开始在家办公,公司出了套在家工作检查列表,每个员工都需要逐条检查自己的居家办公环境是否符合要求,表格足足有五页,自然光、烟雾报警器、带保护电源、有支撑的椅子…异常详细,末了还要附上home office的照片,然后和直属领导一起签字存档。我本来以为自己的书房环境蛮好,按这个表格检查后,居然很多项都不符合。不愧是林业公司,安全第一啊。

在家办公的日子

3月底,澳洲的人力开始组织在线quiz,之前是午休时间大家会在饭桌上做当日的quiz,虽然在家工作了,但传统不能断,于是转战MS Teams, 每天视频做quiz。 她还发邮件建议大家提供在家工作期间的各种趣闻轶事和照片,准备疫情期间的每月邮件。由于不少同事都有养小动物,大家也频繁交换自己和猫猫狗狗的照片,比较硬核的是一位同事在农场,直接晒出了自家牛的照片。

一年的肉都够了

澳洲目前处于Stage 3, 很多行业都可以继续工作,林业也不例外, 林业本来就是个孤单的职业,林地的同事们别说周围几米了,几公里都没一个人,还经常没信号,我的内部客户大多是林地工作的,一直是电话联系,并没有觉得在家工作有何影响,反而效率高了不少。只是有些工作时间点会提前,例如直升机喷洒农药所需的数据要尽快提供,因为晚了可能买不到相关物资了。新西兰则完全不同,在4周的lockdown时间里,林地作业全部停止,大家只能做内业,于是所有人都去修改地图,搞得GIS的同事们不堪重负。

4月,大家逐渐适应在家工作,每周一开团队会议,之后安排当周的工作,有问题就电话、视频沟通,各项工作有条不紊的进展,同事们都在努力找各种咨询类工作以增加营收,也陆续赢得一些咨询合同。跟全球一样,澳新不少企业损失惨重,有朋友公司开始减少工作时间,每周工作四天以降低成本。新西兰公司也要求同事们在四周的lockdown期间休假,至少休一周。澳洲虽然也受了影响,但并没有完全封闭且林业属于essential,得以继续作业,澳洲公司营收也降低了不少,大家都在想办法应对。

除了各种相应措施,公司还一再强调员工可以使用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信息完全匿名,公司并不知道是谁具体使用相应服务,大可以放心使用。在家工作近一个月后,虽然还有很多未知数,但随着新增确诊病例逐渐减少,能明显感到同事们心态逐渐平稳,也更加乐观。我希望,也相信,一切都会过去~~

澳村日记(9) – Covitd-19 (上)

2020年已然过了四分之一,感觉只发生了一件事 – Covit 19。

正如所谓“国内上半场,国外下半场,海外华人打全场”,从年初便听说此事,没想到竟持续至今。

首次听说武汉有“不明肺炎”,是1月2日,当时准备3月回国看演唱会,打算来个自驾游,安排了长沙的行程,朋友提醒武汉有类似SARS的“不明肺炎”,要小心,当时心中一惊,到常去的一个微信群里咨询,群主转发了官媒辟谣的消息,顿时放了心,依然在查机票,定行程。

第二次关注这个事情,就是1月中旬了,网络的消息越来越多,而钟南山也明确提出“人传人”,我顿时紧张起来,开始敦促国内的家人购买口罩,少出门,1月23日武汉封城,国内愈发恐慌;此时的澳洲媒体也开始报道中国的疫情,悉尼机场开始检测来自武汉乘客的体温,布里斯班也有人被隔离,但老百姓觉得距离自己很遥远,并不怎么关心。

1月25日,墨尔本发现首例确诊病例,是来自武汉的中年男性;当天所有澳洲微信公众号头条基本都是这个消息。我又紧张起来,马上去附近的药店采购物资,店门口竖着巨大的中文招牌 – “口罩售完”,看来不少同胞都来咨询过,我们只买了瓶酒精,之后去隔壁超市采购了日用品,便打道回府。

1月28日,请了年假在家休息;29日上班后,新闻越来越多,也有同时开始陆陆续续问我家人是否安好,他们对于武汉的封城措施非常震惊,在那时,一个千万级别的城市lockdown,确实是超乎很多人想象的。

1月31日,澳洲总理莫里森出来讲话,禁止来自中国的所有旅客,国民和居民及其近亲除外,比较坑的是,该命令在几个小时后的2月1日零时生效,而此时已经有不少人在飞往澳洲的飞机上了,据说后来到了机场都被遣返了,也真是无奈。

总理经常发表电视讲话,有时候早上八点就开始直播了

澳洲对中国封国境之后,我们又放松了警惕,几乎恢复了正常生活,除了关注国内疫情外,整个二月生活相对轻松,家里还在装修,每天都有人来;我还去参加培训,和同事聚餐,还到城里理了发。

3月1日,澳洲出现首例死亡病例,对中国的旅行禁令依然生效,又要求来自伊朗的外国人要自我隔离两周。我们生活继续,2号还去城里晃了一天,和朋友一起喝咖啡、吃饭,逛街,只是师妹问我是否屯了东西,我还心大的说,没有没有。而此时,澳洲人已经开始抢购厕纸了,只是我浑然不觉,直到3月4日发现家里只剩4卷纸了才去超市,厕纸、面巾纸的货架已经基本空了,好在厨房用纸还有,我们便买了四大卷,真的非常大。。。 3月初,虽然缺纸的消息已经上了新闻,但我周围的人并没有特别紧张,同事还开玩笑要每人捐一卷纸给我。我也没当回事,周末去看了医生,还去同事家聚会,玩的很开心。

3月上旬,趁着劳动节,我顺便休假一周,在家里干活,基本没有出门,也没有觉得生活有什么变化;3月中,既中国、伊朗外,澳洲宣布陆续禁止来自韩国和意大利的外国旅客,并宣布了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媒体和官员们开始不厌其烦的提醒要social distancing,公共场合要与他人距离1.5米,室内聚会不能超过100人。

3月19日,澳洲终于封国了,任何外国旅客都不能来了,回国的公民和居民也需要自我隔离14天,新西兰也随之宣布历史上的首次封国;此时,联邦政府的特点就显露出来了,西澳、南澳、北领地和塔州陆续封闭边境,宣布任何到访人员需隔离两周。和朋友在微信群聊天,我很悲观,觉得疫情影响深远,国与国、人与人的关系会全部改变;朋友反而认为人类很擅长遗忘历史,也许我们会很快恢复正常。

3月25日,澳洲开始禁止出行,所有公民和居民都不能离开国境,据说不少打算回国的华人被赶下了飞机;其实想来也讲的通,公民和居民可以回来,所以要尽量限制出行,减少感染机率。各种Social Distanting 规定也越来越严格,从不能10人聚堆变成了2人,同时维州进入stage 3的lockdown,除了锻炼、上班上学、购买日用品外及紧急情况外,禁止外出,警察也开始频繁的巡逻,抓到就罚1652刀。

过去的几个月,似乎每天都在见证历史,看股市暴跌,感染人数飙升,各国轮流焦头烂额;每天穿着睡衣在家工作,似乎也已经成了习惯;不知道疫情何时会过去,或许,我们的生活,真的会永远改变了吧。

汉隆剃刀

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是两年前,彼时我和A同时被另一个同事折磨,觉得不可思议,难免心生怨怼;然而,某日和A午餐,聊起来这个事情,她便告诉了这个著名的剃刀给我:Never attribute to malice that which can be adequately explained by stupidity – 如果一件事情可以被愚蠢解释,那么请不要将之归咎于恶意。

初次听到颇有醍醐灌顶之感,成长于人口众多且以精明著称的大国,从小就被教育‘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有时便会恶意揣度,常常无法心平气和的面对生活中的日常争端,而这种感觉通常会传染,进入恶性循环,于是关系便不可收拾;刚来澳洲工作时,遇到些情况,也会马上提高警惕,搞得自己很紧张,也会影响到同事,大多数时间,都会发现是自己想多了。于是变得不紧不慢,心平气和,可能从效率而言,并不是那么高效,但确实快乐不少。
来澳洲工作,并不仅仅是生活环境的变化,更多的是思维方式的转变,本地人有些做法在高效的中国人看来简直‘傻的冒泡’,从个体来看可能确实如此,但从整个公司、国家的角度来看,这种‘冒傻气’的做法维护了‘公平和正义’,才是对每个个体的尊重吧。

澳村日记(6) – 效率与公平

晚上从手机同步到电脑端的Evernote,搞了半天都传不上去,尽管买了个5G的路由器,奈何原始网络是ADSL的,好像跑车在限速50的公路上跑,怎么也快不了啊。

于是上网查了下我家的nbn施工进度,显示状态为“施工已开始”, 预计2019年4 – 6月就能投入使用了,来澳洲三年,盼来盼去,终于快要等到nbn了,尽管带宽只有20M所有,比五年前深圳的百兆差了很远,还是比现在的ADSL好多了。

nbn全称National Broadband Network,顾名思义,是国家的宽带,由澳洲政府投资建设,计划一推再推,已经花了数十亿纳税人的钱,依然没有完全覆盖。他们的建设顺序也很奇怪,国内类似的基础设施更新一定是从大城市开始,逐渐到二线,三线,乡村等;NBN可不是这样,竟然从偏远地区先建设,可能人口只有几千人的小镇都有光纤了,悉尼墨尔本还没完全覆盖呢。

我刚得知这个消息时,特别诧异,在我看来,从大城市开始建设,以最小的投入(网络铺设)得到最多的回报(用户),然后在逐步推广,岂不是最好?于是和同事H讨论这个问题,她说在澳洲,城乡差别并不是很大,一般小镇也会有超市,银行医院等,而且nbn是国家项目,政府并不希望镇上的居民觉得自己被拉下了,所以会从镇上来建设,尽管这并不是最有效率的做法,但在他们看来,是最公平的。

“你也这么认为吗?这个项目花费了纳税人数十亿元,也包括你缴纳的税额哦?” 我追问到。

H认真思索了一下,“是啊,公平确实比效率重要”。

此事对我的震动非常大,习惯了“少数服从多数”,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深圳工作生活过,对效率的追求似乎深入骨血,总是希望寻找最优的方法,最快的完成任务,突然听到这样的案例,想到这里的非一线城镇居民尽管人数不多,却没有被忽略,还是很感动的,也许某一天我也成为了少数人的一分子呢,或者搬到乡下居住呢?那时候的我,一定不希望自己被“多数”代表,也不乐意看到一线城市占据了所有的国家资源。

经常会有人问我,“中国不好吗?“,”深圳发展不快吗?“,”为什么要走?“ 也许对公平的渴望,对自由的向往是最初的原因吧。

和效率相比,或许公平也是需要考虑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被牺牲。

女权

从学生时代至今,参加过各种培训、会议、论坛,主题多是技术、安全甚至反腐倡廉类,参加沟通和睡眠培训已经觉得很新鲜了,但就像那句话讲的,the best is yet to come,上个月参加的论坛算是迄今为止我参加过的最有趣的了。

7月下旬,托公司的福,在墨尔本参加了为期两天的澳洲女性领导力论坛;坦白讲,去之前,我是毫无期待的,可能和成长环境有关,打小,我就对各种运动不感兴趣,女权也好,民主也罢,在潜意识里,这是一件与我无关的事情,但公司既然组织,就当作参加集体活动了。

仅仅两天后,我的想法便完全改变了,我开始认真思考身为女性,面对职场和生活中的种种不平等,自己是不是也有义务去做点什么?也开始反思自己的一些观点,是不是有商榷的空间,我所以为的正确,或许只是教育、经历的结果,而换一个角度来看,或许就有不一样的观点。

印象最深的几点:

  • 大家很真诚的关心这个事情

年轻的时候,我应该也算热血青年,十几岁便到山区做环保教育,后来还深入震后灾区去采访NGO,但身为务实的中国人,这腔热血并没有持续太久,工作步入正轨后,生活也越发现实,我便与类似活动渐行渐远;但即便在最热血的青春岁月,对‘女权’,我也是打心眼里不相信的,跟‘改革’类似,好像一个虚幻遥远的口号,看都看不清楚。

但参会的那两天,整个论坛的近300人与会者和嘉宾(大部分为女性,有部分男嘉宾和参会者),从普通员工到500强CEO,每个人都在从各种角度,认认真真的讨论女性在社会中遇到的问题,怎么能改变,我能做什么?人可能真的是环境动物,在这种情境下,我也不由自主的觉得自己并不能置身事外,而是其中的一分子。

  • Step out your comfort zone

很早就明白,面前有两条路的时候,尽量选难走的那一条。道理都懂,但做起来真的很不容易,一不小心,就蹉跎掉了;日常的琐碎生活很容易淹没所有雄心壮志,疲累不堪,回家只想“葛优瘫”,就别提选难走的路了。

按照统计,女性在初级职位上占数量与男性差不多,甚至更高一些,但越往上走,比例越小,这意味着与男性相比,女性想要升职加薪,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加之不少身为人母,很容易便牺牲事业,回归家庭,看起来是对家庭最“经济”的选择,但从长远来看,这种现象的持续只会让女性在职场上举步维艰;再难,也要去做去争取,不仅仅是为自己,也是为后来的所有女性工作者们。

  • It’s Okay to be vulnerable

我们一直认为,在职场中要摒弃一切情绪,表示自己的专业性;一位嘉宾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她经历父亲去世、尝试试管婴儿数年都未成功,她未向同事吐露半句,独自承受一切压力。时隔多年再来看,她认为自己当初的想法很愚蠢,这种所谓的“专业”也是一种不信任,不相信每天和自己相处8个小时的同事们会关心自己的生活,或者提供帮助。

成长于竞争激烈的中国的我也常被教育,在工作中要多留个心眼,工作中交不到朋友;现在来看,未免有些小气。其实和同事的关系,更应该是队友,一起把事情做好,把蛋糕做大,而不是彼此提防。人都是很敏感的,我对别人设防,别人总会感觉到,也会对我设防,造成完全没有必要的隔阂。而相较于没有任何情绪波动的工作机器,大家更喜欢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真诚的力量是难以估量的。

  • Take risks

调查显示,在申请工作时,假如有十条要求,男性满足60%便会投出简历,但女性通常要确保100%符合要求才会有所行动,假设两个人同样都满足60%,女性根本不会申请,那么最后得到工作的人,肯定不会是没有申请的人;背后的因素可能是不够自信,也可能是不想冒险,求安稳。

我的性格中有折腾的部分,但通常是做好充分的准备后胸有成竹的行动,对风险的厌恶使我丧失不少机会;趁自己还不太老,要努力客服这一点,不然一辈子都生活在自己规划的道路里,也颇有些无聊。

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