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记(2) — 如何改变世界

第一次听说这本书,是从ZL那里,在她的强烈推荐下,我也萌生了买本看看的念头;可惜网上断货,图书馆又总是借不到,我唏嘘之余,向小阮抱怨自己运气不佳,巧的是,小阮居然买过这本书,同样的推荐。

今天,终于收到了小阮寄来的书,还没来得及细看,只是翻阅了译序和跋,觉得心中那个“要做点什么”的小火苗,又一次燃烧了起来。

“社会企业”、“公民社会”、“公益创业”…越来越多的名词涌现,其背后,是凸显的公民意识。昨天和同事闲聊,讲起人均年收入达到3000美元时,人们便会开始关注并主张权利。而社会企业,或许是一种很好的实现方式。

国外已有很多社会企业成功的例子,最著名的恐怕就是尤努斯的“穷人银行”了,将小额信贷做到家家户户,并实现盈利,是多么振奋的事情!

近七年的兼职志愿者,以及两年多的实习+工作经历,使我逐渐意识到国内NGO的效率低下,且较缺乏专业背景的人士,尽管如此,我仍对他们持以最高的敬意,毕竟,在这样一个物质社会,坚持做公益得人,并不是那么多,而他们的努力,也正或多或少的改变我们的世界。不过,如果我们能以更好的模式来工作,更有效率、更高速的改变我们的世界,何乐而不为呢?社会企业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致译言用户的公开信_ZZ

第一次知道译言,应该是去年,当时的欣喜依稀能回忆起来;这里,给了我很多乐趣,还成立了专门的小组,翻译NPO/NGO的文章,也认识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新的工作,十分忙碌,很久未去翻译文章,但还是时不时会去看一眼;但新年未到,已是面目全非。我已不知道该说什么,twitter,饭否,facebook,译言…一点点,一点点,中国的互联网,慢慢变成了巨大的局域网。欲哭无泪~~

各位亲爱的译言er:

在过去的三天里,译言网(yeeyan.com)无法登录,给大家造成诸多不便。外界也出现了关于译言网的各种猜测。

在此译言网作出说明:

由于我们对网站上的部分文章把关出现偏差,违反了国家相关管理规定;因此译言网需要暂时关闭服务器,并对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我们对于没有事先通知大家就临时关闭网站、给大家带来不便,亦感十分抱歉。

请大家放心,我们保留了所有的用户数据。我们会尽快解决遇到的问题,并且将大家珍视的译文和个人信息恢复访问。

附:译言的简介

价值:

“发现、翻译、阅读中文以外的互联网精华”

理念:

“上世纪初,梁启超曾将翻译作为救国之道;信息时代的今天,中外文内容数量依然悬殊。让我们一起为中文互联网创造更多有价值的内容!”

历程:

2006 年11月三名曾在美国硅谷工作的中国工程师创办的译言网正式上线。译言网是一个开放的社区翻译平台,我们的目标是把译言建设成一个有影响力的严肃内容提供 方和译者活动社区。2007年4月份在中国北京注册译言公司,并且获得了ICP许可证、电子公告牌运营许可、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译言网协同翻译平台 也获得了多项国家专项基金支持。3年中和众多译者、用户一起,我们翻译了大量国外的互联网、创业、科技、生活信息,并且通过译爱、地震救灾手册等体现了译 言用户的高素质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正因为无数贡献者、参与者、高端译者的支持,译言获得了众多读者、媒体的关注和认可。

在此真诚感谢大家在过去三年中对译言的支持和鼓励。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够以崭新的面貌与各位重逢。

非常欢迎大家继续与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邮箱是contact@yeeyan.com

译言网

2009年12月3日

公益之路

下面是前几天写给一位老师的信,概要的讲了自己的公益经历和一些看法,blog上也发一下吧,欢迎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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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老师,

您好,我这几天也在思考慈善、公益和自己的个人规划,略有体会,记录下来,一并发给您,请多多指教。

先讲下我的公益经历吧。

00年左右,我读高中,偶然看到凤凰卫视的节目,梁从诫先生在做演讲,《环保与公民责任》,他讲要真心实意,身体力行,这八个字,我一直铭记于心。

024月我便申请加入自然之友,但并没有机会参加活动;一直到038月份,才和两个志愿者一起参加了绿色希望活动,到河南信阳进行了环境教育;此次活 动并不成功,对于我是个小小的打击,此后还设想为自然之友制作十周年纪念光盘,也没成功。

057月,我到北京读书,成为自然之友登山队的第一批队员,和 大家一起爬山,并在途中捡拾行人丢弃的垃圾,清洁山道;068月,参加了自然之友的徒步草原活动,到内蒙古额尔古纳徒步,并在当地组织支教活动,走访贫困生等;0611月, 再次到额尔古纳,在恩河小学进行了支教活动,主要是环境教育和英语,也和当地的英语老师进行了交流。与此同时,我还加入了绿地图小组,和队员们一起到北京 什刹海考察,绘制地图。此后就是继续爬山,偶尔参加下其他组织的志愿者活动,翻译文章,发传单,到打工子弟小学陪孩子玩之类的。

再次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NGO,是09年春,参加中山大学的田野调查活动,到四川呆了近20天,与国际小母牛和中国扶贫基金会一起工作了几天,并访谈了相关工作人员。与之前的志愿活动不同的是,由于要写报告,我一直站在研究者的角度来观察思考,重视的不仅是项目本身,更多的是其组织结构,工作方法等等。

7月,我加入了一个主要由北大校友组成的筹备中的组织。我们希望提供公益广告的平台,让创意者,NGO,和社会热心的捐助者能相互交流,促进公益广告在国内的传播发展,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各个NGO。这次的身份又有所变化,我要和同伴们一起考虑组织注册、人员招募,志愿者管理等问题,从新的角度再次思考公益组织的发展。

以下是我的一些粗浅看法,多是技术层面上的,请多支教。

NGO现状

1 身份问题

在四川调研时,曾和中大的老师谈到草根NGO“合法化”的问题,目前很多机构还处于非法阶段,或者以工商的名义注册,为以后的发展带来种种问题。

–这点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只能寄希望于政策的宽松和开放了;我们现在搞得平台,也还没想好怎么来注册,要么工商注册,或者干脆不注册,进行“地下活动”。

2 人才,资金缺乏

NGO 中的人,我接触的不是很多,但在有限的接触中,感觉很多是英语、社会发展、教育背景的,很少有学理工科的,这可能也和我们国内NGO关注的问题有关,大多 着眼于社区发展,扶贫,环境教育等等,这样的“一边倒”带来的问题就是不能很好的利用新的工具,尤其是互联网来工作、宣传等,而如果能较好的利用这些工 具,是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的。

由于缺乏资金,不少草根NGO无法招募到人才,凭着创始人和志愿者的一腔热血来做事。这些人固然可敬,但对于机构的可持续发展而言,这并不是好事;而我对激情向来持怀疑态度,当某一天,激情退却了,人离开了,机构可能就撑不下去了,这恐怕是谁都不想看到的局面。

3 公信力不高

对 于NGO,尤其是依靠大量志愿者的NGO,其公信力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可能由于缺乏宣传,很多NGO缺乏知名度,志愿者对NGO缺乏了解,不愿也不敢 为其提供支持。例如地震时候的捐款,我就很踌躇,红十字会,丑闻那么多,流程又不透明;其他组织,给谁呢?思来想去,还是给红十字了,实在是无奈之举。

二 我所关注的点

1 新技术的应用(互联网,地理信息系统)

多年的理科训练,使得我对互联网,计算机技术保持相对较高的敏感度,在感叹现代科技对人们生活方式该尤其是Web 2.0时代到来之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加扁平化,我曾在译言网创立了一个NGO翻译小组,翻译些国外的文章,偏重技术方面,例如 如何让Web2.0″为我所用” ,里面列举了国外的NGO机构利用新工具开展工作的例子。对于国内的NGO也有借鉴意义。

首先,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让更多的人,关注了解机构所做的事情,也就有可能争取到更大的资源。目前,已有一些组织开始运用此类工具,例如自然之友在豆瓣,开心网上组建小组,宣传绿希望,骑行北京等活动;多背一公斤在网站上发布学校信息,号召大家去探望贫困地区的孩子们。

其次,更高效的开展项目。以自然之友的绿地图项目为例,我05年末开始参加这个活动,是第一批志愿者,当时是每周末大家开会,实地考察,然后资料汇总,最后 绘制成纸质地图出版,耗时近半年,而且兴师动众,宣传效果未必佳(纸质地图毕竟有限,看到的人不多);之后自然之友又陆续开展了几次活动,但我没有参加, 不是很了解;今年,和朋友谈及专业地图,突然想起来可以应用到绿地图项目中,便和自然之友的项目负责人沟通,很快达成合作协议,现已开发电子版的绿地图, 功能更加强大,信息更完善及时,效率也提高了。参看测试版 低碳骑行地图

再次,提高透明度,也就在某种意义上提高了公信力。让我印象很深的是,地震期间,牛博网的罗永浩等人利用私人账号募捐,每笔收入支出均在网络上公开,短短的 几天,他们募集到了大量资金,也做了很多事情。为什么那些素昧平生的网友愿意相信个人,当然与他们的知名度有关,但公开详细的账目清单,恐怕是更重要的因 素。

最后,是新的公益模式,也可称之为“Micro Charity”。例如小额信贷,在线捐助为盲人提供有声书籍等。 我相信人性本善,大多数人都有帮助他人的愿望,但过去,我们慈善的途径太少,而门槛又太高了—盖个希望学校,捐助个孩子读书…几十万,几百块就出 去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实力的。网络(包括手机等)的最大好处,就是调动大家的力量,让慈善、公益更加便利,门槛也降低了,农夫山泉,招行信用卡 等也开展过类似活动,买一瓶水或者使用一次信用卡,便会捐赠1分钱。“草根慈善者”的一分两分,一元两元看起来不多,但聚沙成塔,奥巴马也有超过一半的竞 选支持者是小额捐助者呢。

2 社会企业模式

我理解的社会企业,就是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

国 内NGO普遍缺乏资金,而资金的缺乏必然带来人才的缺乏。当然,会有高素质、专业的人才会不计报酬,投入的NGO工作中去,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而可持 续性也有待考证。与其用道德来要求别人,不如从制度上改变,为从业者提供体面的薪水,积极的工作环境和广阔的成长空间,来吸引热心公益的专业人才。

社会企业是一种很好的模式,NGO提供专业服务,当然可以收费(可以依据客户的经济水平分级收费,实行‘劫富济贫’),将盈利用于培养人才、扩大规模等,才能为更多的人,提供更好的服务,才能持久的发展下去,长久而言,是“双赢”的。国外已有很多类似的例子,例如印度的Aravind眼科医院,Ventures In Development等。我们现在做的公益广告平台,也在考虑采用分级收费的办法。

采用商业手段运作,一来可以缓解资金和人才的缺乏;二来,也能提高效率,避免“慈善浪费”。

地震一周年-(2)

再次关注地震,是09年2月;偶然的一次机会,到四川做调研,访谈几个NGO,了解他们在地震后的角色。

地震发生后约三天后,我曾收到自然之友的一封小组邮件,是一位我很尊敬的会员对地震的看法,当时我还处在‘狂热’阶段,也受主旋律影响至深,听不得理性思考,往复了几封邮件,与他有所争论。现在看来,他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这次在四川呆了近20天,之后又整理录音笔记,写调研报告,断断续续2个多月,都在关注地震和NGO,感动的同时,也多了些理性的思考。一吐为快,权当抛砖引玉了。

1 做什么?

这里的“我们”指的是普通百姓,非专业救援人员,军人等。

地震发生后,很多人哭着喊着要到四川,去灾区,去做志愿者,但是实际情况是,大批的志愿者盲目的一哄而上,进入灾区后,自己反而成了灾民,没水,没食物,不得不依靠政府救济,反而为救灾工作带来不少麻烦。

我的看法是,普通人有几种选择,一是什么都不要做,老老实实,该干嘛干嘛,这未免有些无情,却无可厚非;二是捐钱,献血,尽自己的一份力,绝大多数人都做到了这些;三是与专业的机构联系,比如你有力气,那么看看有没有机构需要搬运工运送救灾物资;你懂医学,有没有机构需要医生派到前线的。重点是选择好的机构,这个时候就是考验各大机构公信力的时候了。

2 机构的力量

我是不赞成也不看好个人去做公益的。当然,你说我不用一次性筷子,空调开到26度,尽量节约用水…这是好的习惯,和“公益”有所区别。个人还是需要借助机构,来发挥最大的力量。这就需要有好的运行机制,志愿者管理模式和经验,以及公信力,大家相信这个机构,才愿意提供无偿的服务。NGO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比如国际小母牛,他们在四川有十几年的项目历史,接触过的人也很多,各方面资源就比较丰富,志愿者也愿意相信他们;扶贫基金会也是如此,毕竟是“中国扶贫基金会”,还在央视打出了募款的公益广告,自然公信力非同一般。这机构,在紧急时刻,均充分利用了志愿者的力量,高效迅速的完成了许多mission impossible的事情。

3 如何坚持?

热情退却后,坚持很重要。地震发生时,很多志愿者蜂拥而至,但不久便逐个离去,留下烂摊子,没人处理。这样做了一半的工作,还不如不做。许多心理咨询的志愿者便是如此,一年过去了,留下的有几个呢?刘猛坚持了一年,如今他也是步履维艰。

灾后重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般要三年以上,有的(例如日本)甚至长达十年,短期的激情,不是不需要,但或许,那些灾民更需要的是细水长流的关注,帮助和支持。

我们这一代_ZZ

我们这一代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 2009-08-06

从京沈高速公路的豆各庄出口下来,车拐进一条引水渠旁的林荫道,再右转就进村了。一个再平常不过的郊区村落,主街上满是小商铺,从山西刀削面到手 机、杂货店、还有提供从剃头到按摩所有服务的美发店,劣质的蓝底或红底的喷绘广告一个接一个、毫无章法的连成了一片。路面上尽是尘土,车过时扬起一片,让 人无处可躲。

这丝毫不妨碍路边的人们从容不迫的吃下盘中的炒面,再心满意足的点上一支烟。他们有的青春年少、有的已近老年,都赤裸上身,肌肤黝黑。他们不是本村 居民,是不远处那排在建的高楼富力又一城的工人。正是中午,他们享受着暂时的放松,抽烟、喝茶、与安徽老板娘无伤大雅的调笑几句。街对面美发店的姑娘斜坐 在门前,专心打毛衣,右腿压在左腿上,有节奏的颤动着,红凉鞋若即若离的挂在腾空的右脚上。

倘若不算那排在建的住宅楼,北京市看守所是豆各庄最庞大的建筑群了。院墙与铁门隐藏了它的规模,只能看到两幢办公楼,大约六、七层高。透过接待室的后窗,我模糊的看到一幢二层板房,灰色、简陋,不知是否被关押人员所住,也不知这样的板房有几幢。

在网络上流传的说法是,许志永就关押在此。他不是我第一个被捕的朋友,却可能是第一个让我清晰的意识到“被捕”这种感觉的朋友。

7月23日的夜晚,我们一起在北大附近的一家餐厅吃饭。晚餐上,他似乎保持了一贯的乐观与信心,似乎9天前税务部门对公盟的突然造访和近乎疯狂的惩罚措施,一点都没让他心灰意冷。谁都清楚这是一次以经济为名义进行的压迫。

我们的国家似乎总是充斥着这重重荒诞。它分明已然道德崩溃、冲突不停,到处却都在大谈和谐社会;宪法保证每个人的言论自由,但是法律也惩罚所有可以 被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你说不清哪句话一不小心就可能颠覆掉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它的一些官员公然四处寻找处女,色情服务无处不在,它却声称要用一款软 件来保护那些上网的少年免受黄色内容的伤害……

而许志永和他的同志,对社会满怀责任与深情,想通过自己的法律知识去帮助困境中的陌生人,以减少这个社会的不公,给那些悲观无力者希望。但他们想成 立这样一家民间机构时,却因没有政府部门愿意出面担任主管单位,而不能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它不得不注册为“北京公盟咨询有限公司”以求生存。

专制政权总是以消除社会力量为首要任务,它不容许人们因相同志向与兴趣结合在一起,它可能分散权力中心的权威。当一个国家所有的社会力量都被清除 时,它就是一个极权社会,国家力量无处不在,从你的工资单到卧室,政治权力无处不在,在情书中引用毛主席语录的年代不正如此吗?极权体制通过恐惧和欺骗造 就孤立无援、丧失独立思考的个体,他们又是一场场荒诞的群众悲剧的材料。而三十年的改革之后,我们看到了市场力量的迅速兴起,却没看到社会力量的成熟。只 有在一个健康而强大的市民社会才能去培育多元的价值观,让人们既抵制强大的政治力量,又防止仅仅沦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使每个人成为健康的公民。当权者了解 这些,登记一家非赢利公益组织,要比登记一家公司要困难得多。这其中的含义一目了然——我允许你赚钱,其他不要管得太多。

但许志永和他的同志想管得多一些,因为我们早已生活在一个扭曲的社会之中。在他们不懈的努力背后,是一个新的中国的形成:经济进步不再能给全社会带 来普遍福利,财富差距迅速扩大;政治权力与商业利益达成了新的联盟,使得垄断利益集团出现,普通人的机会不仅减少,而且利益经常受到侵害;金钱催生了政治 权力的扩张,造就了一个扭曲的经济结构;扭曲的经济结构带来了环境和生态的破坏,也践踏了道德伦理,造就了更多的受害人群……于是,在中国这台庞大的经济 机器轰然向前时,很多人跌落在车轮之下、被碾过,但他们的叫喊声却经常被轰鸣声所淹没。

这些跌落的人群,只能在家中叹息,拥挤在上访村里徒牢等待希望,举着申冤的牌子默默的站在法院、检察院乃至中央电视台门前。媒体很难给予他们空间, 它们不仅被意识形态控制,也加入了娱乐化的潮流;社会精英很少关注他们的存在,精英们要大谈中国的全球领导力、经济增长率,弱者们不过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 牺牲;官僚机构当然更不会有兴趣,这个政权建立的最基本哲学就是漠视人的尊严,人是工具、是材料,它曾经的国家主席都曾如此惨死,何况这些普通人;至于广 阔的公众,他们看到身边的不幸者会有多么不幸,所以要拼命向上爬升,以获取少许的安全感……这样的社会充满不公、黑暗,因此尤其渴望正义与良知。

公盟旗下几十名律师几乎全部免费为不同的群体提供法律咨询,并以各种方式普及法律常识。从推动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到为邓玉娇案的辩护,再到为受到三聚 氰胺奶粉影响的家庭,公盟像是过去六年中国法治进程的某种缩影,一群青年人如何用法律的武器来帮助普通人获得基本的权利和尊严。他们很少用口号和理论来表 明姿态,而是用一个个具体的行动,推动公民权利的增长,为充满绝望和嘲讽的公共空间中增加希望。他们也从未放弃任何一个改善社会的机会,包括体制内。自从 2003年当选为海淀区人大代表以外,许志永就不断运用新的身份,揭露种种问题。在三个月前的一次演讲所提到的,他们寻求的是团结、共识、参与、奉献,他 们要通过点点努力,来改变中国长久以来恶劣的政治生态。一些时刻,他们成功了,另一些时刻,则失败了。他们当然也开罪不少当权者与利益集团——当他们为受 害者寻求公正时,特权者的特权也因此减少了。

在7月23日的夜晚,他试图还在猜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目前的困境。在意识形态死亡之后,党与政府早已分化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当他们的利益受损时,都会毫不留情的动用手中的权力资源。

即使在分析这一切时,志永仍旧保持着一贯的乐观。我记得两年前的一次交谈,那时他意气风发,相信2008年的奥运会将给中国带来一次巨大变革机会。 当全世界都盯着北京时,政治权力将有所收敛,而不同民间组织都该利用良机,拓展公民社会的空间。那之前,一系列事件都表明,经由互联网的聚合与传播效应, 弱势者可能与强势者进行大卫与歌利亚的战争,而且胜负未定。

那如今呢?两年以来,我看到的是政府权力借由巨大国家事件的增长,大地震、奥运会,还有金融危机,似乎每次挑战都必须借由国家权力的扩张才能应对。 赈灾只有是政府出面,死亡的名单是国家的秘密,奥运会的一切都只能由国家承担,最富有的是中央企业,连年轻人都意识到了公务员才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工作。那 些自以为有性格的网民,轻易的汇聚成“爱国主义”的洪流。而社会力量,则困难重重,身份不清、财政吃紧、经常处于被收编的边缘。

但志永在困境之中看到的是希望。他为上访者提供法律援助,为毒奶粉的父母索赔,探访京城的黑监狱,他挨过打、被粗暴的拘留过,全因他试图为一群已经受难却失语的人群寻找公正。或许他在这一系列个人际遇中,感觉得到人们对正义与良知的巨大渴望。这种渴望让他温暖和坚定。

那天晚上,我们在蓟门桥分手。我记得他离去前说得最后几句话中一句是:“最坏的结果是抓我坐牢,这也没什么。”不过,我没把这话太当真。我想他们会 对普通维权律师施以重手,但对许志永这位得到普遍关注的人物,会用更谨慎的方式。何况志永的方式是温和的,在一次讲演中他不强调,他们的方式不是批评—— 尽管批评很重要,也不是改良,当然更不会是对抗,而是建设。更何况,他还是一名区人大代表,如果要逮捕他,是要区人大通过的……

但不到一周之后,就传来了相反的消息。7月29日的清晨5点,小区的保安看到他被四五个人带走,不知去向……

大约6年前,在北京在豆各庄更远的东郊的一间公寓里,余杰和我玩笑式的讲起了他这些年被跟踪、审查和经历。我们相识于1997年的北大,他比我年长 3级,但不同系。我记得第一次读到他油印出的文集《明天》时内心难耐的激动——思想的热忱、批判的锐气、宽阔的视野、全都混杂在少年意气中了——而这不正 是我期望北大校园中本应有却几乎没有的气质吗?

我们成了朋友。比起文章中尖锐,生活中的余杰善良、任性、小小的虚荣、喜欢回锅肉、要命的单相思一位长腿姑娘。在我们相识一年后,一位出版商发现了 那些油印的文集,然后突然之间,他在大学中、在青年里、在社会精英中,他变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距离天安门的那场悲剧将近10年了,这也是思想上沉闷和过 度谨慎的10年,但一个年轻人跳出来,用他几乎显然带着稚气的口吻表达他对文化、社会、政治的看法,他的勇气和热情感染了所有人。余杰显得既年轻又古老, 他才25岁,但是他采用的方式又是中国人最熟知的——写文章、谈论思想、引起争论、刺激人们思考。他是个启蒙者,尽管思维有时过分单调。

他接下来的轨迹不再那么顺利。他的严厉批评态度,让校方难安,或许也让更多的保守者不适,2000年他毕业后,发现原本接收他的单位拒绝接受他。他 成了一名独立作家。他依旧引起争议,忘记了是2000年还是2001年,他在一份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 么?》借由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两位捷克作家的态度,余杰试图剖析1990年代的文化心理——我们太聪明了,而缺乏严肃的道德立场。

似乎每一次公开讨论,都是一种价值观覆没前的最后顽抗。在1993年对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之后,人文精神被弃如敝履;而这次关于智慧和立场讨论之后,立场的最后防线也溃败了。

随着名声的提升、交往圈子的扩大、还有他在海外媒体上撰写的文章,余杰逐渐的被划到另一个群落——异议作家。紧接着,他的书无法继续在国内出版,国内的媒体禁止刊发他的文章,再接着他成为了一名基督徒……

我们的关系日渐疏远。这既是因为离开大学之后,我们各自有了不同的生活轨道。或许也是因为在潜意识里,我觉得他的方式太过简单。一个新时代到了,那么多无穷的新事务,过分的道德判断,显得既单薄又粗暴。

一个新的时代真的到了。互联网热潮在1999年席卷了中国,是比尔•盖茨、斯蒂夫•乔布斯、丁磊、张朝阳,而不是罗素、卡夫卡、鲁迅或是李敖,成为了新的偶像人物,是资本与技术,而不是书籍与思想,成为时代精神的载体。

我先是在互联网公司,然后进入了一家新兴的报纸。这份报纸要报道的是中国融入全球的进程,跨国资本如何改造中国的面貌,技术如何冲破被禁锢的社会, 市场化如何摧毁了计划体制,民营企业家怎样成为时代的英雄……总之,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去他妈的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道德立场问题,它们 陈腐不堪了。我们有了苹果电脑和Google、出国旅行、充沛的工作机会与性爱;也可以大谈硅谷精神与摇滚精神的相似之处,评论“9•11”与美国外交政 策,偶尔还引用一下詹姆斯•乔伊斯;我们心安理得说,告别革命吧,中国需要的是渐进,放弃批评吧,我们要的是建设性,强调道德是愚蠢的,因为它通往灾难; 我们聪明、时髦、以为无所不知、或许还挺酷……我们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代。

两年前认识许志永时,我对他身上散发出的活力和强烈的正义感折服,它既让我钦佩也让我不安。我当然了解这个广阔的中国,有着无数的个人悲剧,倘若你 在中国的县城与乡村旅行,你会有一种扑面的窒息感,它不在于人的内在悲剧性,而是显而易见的社会不公和制度性的伤害。但是许志永却决定将这些私人愤慨转化 成行动。和余杰一样,他也生于1973年,他的出生地似乎决定了他未来的道路——河南民权县。

我们因一个青年组织而相识。这个组织的大部分成员,都是中国的成功者,投资银行家、出版商、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艺术家,他们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参与者 也受益者。许志永谈论则是另一个世界,上访者、无奈的父母亲、被判冤狱的人——一个被侮辱和损害的世界。对于这个世界,我们曾长久的转过头去,假装他们的 不存在。我们无节制的崇拜成功者,不追问他们为何成功,不愿为失败者少许停留,不去理解他们的困境。但正因这种忽略和回避,这个黑暗的世界日渐扩大了,最 终它可能会影响到、吞噬掉每个人。让我们问问现实吧:我们的心肝在哪里?

或许也因为许志永的被捕,余杰的形象再度浮现出来,我开始觉得他的那些愤怒和呐喊,或许失之片面,仍对这个社会至关重要。如果一个如许志永这样温和的建设者,都要面临如此残酷的对待,那么这个国家蕴涵的巨大黑暗力量,是必须被不断检讨和纠正的。

一些曾经被我淡忘的书籍和人物再度进入的脑海中。奥威尔的《1984》,还有马丁•尼姆勒的那著名的诗句:

开始他们抓共产党员,

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

后来他们来抓犹太人,

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抓工会会员,

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

他们又来抓天主教徒,

我没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

最后他们冲我来了,

已经没有人可以替我说话了。

六年前,我热情洋溢的写过一篇文章,谈论我们出生在1970年代的一代人的使命和希望。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给我们带来的自由和力量,我们可能因此将中 国引入一个新的舞台。如今,希望犹在,那种浅薄的乐观却迅速的消退。倘若我们这一代不能直面这个国家深层的困境,用肤浅的时髦来转移我们对这种内在困境的 理解和改善,那么我们只能被证明是轻飘飘的一代。让我们从互联网和消费主义营造的小世界中走出来,去迎接这个真实的社会。像所有社会的转型期一样,今天的 中国面临着艰苦的工作,这一代与未来几代人,要将我们的热忱与精力投入到一场构建一个值得生活的好社会的过程。我们需要揭露黑暗的新闻记者、富有正义感的 律师、有社会良知的商人、愿意推动变革的官员、值得尊敬的非政府组织……他们恪守类似的准则,对未来有着相似的憧憬,他们用积极的思考与行动,来取代消极 的嘲讽,用具体而细微的行动取代了空洞的呐喊,富有激情却足够冷静。

当然,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自私怯懦,不会有许志永的勇敢。我们也没有能力去面对强大的官僚组织。但你能够努力成为一个社会中富有建设的一员。去拒绝身 边的谎言,做一个直言不讳的人;去签名,表明你的立场;你成不了维权律师,却可以为这些组织捐款、提供别的帮助;你可以在你的报纸上,为这些社会的不公提 供更多的版面,而不仅仅是无聊的娱乐消息;你可以和身边的人结伴旅行,真心的理解这个国家的现状;你可以在互联网上发起free internet campaign,去抵制那该死的防火墙;你可以在你创办的公司,强调自尊和公平的文化,而不是那些拙劣的市场规则;去做一个好医生,让你的病人感到人 道;你可以在餐桌上对自己的朋友说,我们别谈论股票和房价了,我们来谈论一本书,我们不要再说房祖名了,来说说许志永他们做的事;去放弃那些自我原谅—— 我也没有办法……相信个人的力量,你会想影响周围的人,然后这种影响会扩散开,友爱、同情、公正、正直,这些美好的东西,会逐渐浮现而出……

亦见:《我们的进步年代》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邮件edmund.z.xu@gmail.com,他最近的一本书是《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

小小草根快快长

看了2009年7月19日的小崔说事 “小小草根快快长”,请了三位嘉宾,分别是瓷娃娃,启明星和NPI的负责人,两个草根组织,一个公益孵化中心。瓷娃娃和启明星的负责人讲述了他们的组织做的事情,遇到的困难,以及NPI对其的帮助。

自02年加入自然之友后,我便对国内NGO有所关注,期间也做过一些组织的志愿者,对他们的艰辛略知一二。今年初,到四川呆了20天,见到了更多的组织:官方背景的大基金会,国外组织的国内分舵,自发的民间组织…数量最多,生存环境也最恶劣的,就是这些被称为“草根”的民间组织,没有办公室,没有资金,甚至没有专职人员,全靠志愿者来做事情…而正是这样的组织,为打工子弟,为身患重病的瓷娃娃们,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为成瘾者带去理解和关爱,让这些被大众忽视的弱势群体在日益残酷的社会中感受到丝丝温暖。

这些在夹缝中生存的草根组织能量有限,能做的真的不多,以启明星为例,他们只能为部分曾经吸过毒的成瘾者每月提供310元的诊疗费用,帮助其摆脱毒瘾。而瓷娃娃协会,也在努力为瓷娃娃们筹措医药费,尽量减轻家长的负担。还有很多的组织,在做着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其实,人们要的也并不多,一个成瘾者,每个月能有310元,或许就能从吸毒的绝望中找到希望;山村小学的孩子们,能够见到外面的人,有些旧的书看,就很高兴了。

NPI的理念是“有爱心,更要有能力”,他们的角色类似于中介,或者说平台,整合社会资源,构建捐助者和草根NGO间的桥梁,为需要帮助的草根NGO提供办公场地,资金支持,并对其人员进行培训,即能力建设,促使其能从小小草根长成参天大树。

唯有祝愿~~~

公益组织深陷“财税”困境_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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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数以万计的公益组织无法在民政部门注册为“公益机构”,只能到工商局去注册为“公司”。结果,这些实质上的非营利机构因为是“公司”,其受捐善款亦需纳税。其“公司化生存”的尴尬处境也因此变得令人关注。
一家向北京农民工提供就业服务的民间组织正在努力摆脱自己的“公司”身份。这家有13年历史、颇具声望的机构在寻求民政注册未果后,2001年被迫在工 商注册为“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农家女的前身是成立于1996年的“打工妹之家”,创办者是《中国妇女报》副主编谢丽华。谢对记者说,“农家女”目前正 在向民政部门积极争取登记为“民办非企业”,以告别尴尬不堪的公司化生存。
在公司“老板”的位置上,谢丽华一直颇感为难,“农家女有两套章程,一个是注册时使用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另一个是NGO发展模式制定的,是我们实际执行的章程。前者虽然只是名义上的,但却具有法律效力。后者在实际运作中并不受法律保护。”
另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是,以公司注册后,按企业的税收规定,农家女需要从外界捐赠的善款中拿出一定的比例缴纳营业税、所得税、房产税、车船税、教育附加税 和城建税等等。谢丽华告诉记者,农家女多年的公益活动因为被税务部门深知,因而在税收方面给予了相对宽松的“政策”,但每年仍然要缴几万元的税。这位从事 了13年公益事业的女士迫切希望摆脱现有“公司”身份,“我们碰到的问题,是所有在工商部门注册的NGO的普遍问题。”7月14日,北京国家税务局、地方 税务局经过历时两个月的查账,认定一家全称为“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偷税总计24万余元,并处以总额罚款142万元。公盟成立于2005年,是一家以法 律研究和个案援助为主要内容的非营利组织。
北京税务两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公盟偷税所涉“问题款”来自于耶鲁大学法学院和另外一家公司自 2006年以来的五笔资助款项,共计人民币110余万。北京地税局认为,这些“捐赠”没有按规定申报纳税,没有交纳5%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费和教育费 附加,偷税达6万余元。
北京国税局则同样认定,这些“捐赠”属于法定企业收入,公盟没有交纳25%的企业所得税,共计18万元。按照相关法律,偷税行为可施以50%至5倍的罚款。在对公盟的处罚中,两局执行了5倍的最高上限,罚款总额达到142万元。
面对高额处罚,公盟表示无力支付。目前该机构账面余额仅剩8万元,公盟负责人说,机构的资金全部来自于组织和个人的捐赠,不会用这些微薄的捐款缴纳罚 款。多个NGO对公盟的态度表示理解。然而,大多数税务及法律人士则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作为一个工商注册的企业,按照规定缴纳各种税费天经地义,没有 任何可变通的道理。
面对农家女和公盟的境遇,外界感到不解的是,一个实质从事公益活动的组织,为什么不去民政部门注册为公益组织,而一定要去工商作公司登记?
据研究者保守估计,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已达到300万家,而截至去年底,全国经民政部门登记在册的民间组织仅约40万。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的非政府组织在 “编外”生存。按照现行的社团登记规定,在民政部门注册为社团或民办非企业的非营利组织,都必须找到一个托管的主管单位,俗称“找婆婆”。现实中没有多少 机构愿意为草根组织当“婆婆”,这就导致民政注册中70%的是如妇联、残联、青基会、红十字会等这些有政府背景的半官方半民间机构。
清华大学 非政府组织研究所所长王名说,数以万计的NGO在民政登记无门的情况下,被迫选择了工商注册,以“公司”的面貌出现。公盟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 2005年工商注册而成。外部是公司,内部是NGO,这两套模式给公益组织带来很多尴尬。NGO业内普遍认为,税务两局对公盟的处罚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接 收的是项目捐赠款,不是营业收入,不需要缴税。但按照现行税法,一旦是以工商注册的企业,任何捐赠都将被视为企业的收入。
一位税务人士解释, 税务机关不会将企业接受的“捐赠”认定为慈善意义上的“善款”,必须做营业收入计算,更不可能为此免税。据了解,现实中税务机关要严查避免企业之间通过所 谓“捐赠”方式互相走账,实现关联交易。这就意味着,“捐赠”概念只有出现在社团登记的民间组织中,才具有真正意义。
公盟负责人说,“我们认识到了管理确实有不够规范的地方,我们都不太懂工商税务,尽管我们一再强调我们的税务不能出现法律问题,但我们聘请的专业会计没有及时帮助我们。在税务稽查的时候,我们尽力配合,主动更正了一些过错。”
根据公盟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信息,地税认定的偷漏的营业税,公盟实际已经缴纳。对于国税所做的所得税处罚,他们亦表示存在争议。按照现行的处罚, 北京国税局对公盟接受的每一笔捐赠都分别作出了以全款的25%缴纳所得税,按照税法,所得税应当扣除成本、实际支出后盈余部分的25%。按照后者的计算方 式,公盟已于7月14日缴纳了1万余元所得税款。对于这一争议,北京地税局相关人士告诉本报记者,7月24日会举行处罚事宜的听证会,公盟将有权利进行申 辩。
财税困境之外,工商注册的NGO普遍面临着公信力的考验。畸形身份为公益组织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公司”外壳会导致机构信誉受损,在接 受捐赠时“名不符实”。“看到你登记的是公司,谁会想到你做的是公益,以为是骗子公司。”北京一家专门为打工子弟学校服务的NGO负责人说。
王名教授调研的结论是,法律政策的不开放,导致了非政府组织难以发挥社会影响力。“现在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要比登记注册的多出10倍。很多机构只 好通过其他各种各样的方式变通,最常用的就是采取工商注册的形式。为什么老百姓不愿意给他捐款?因为你不是一个合法登记的组织,或者你是一个工商登记的组 织,我给你捐款的话我可能面临一些风险。”一位长期关注NGO发展的人士告诉记者,现在民政部正在考虑放宽对民办非企业注册的条件,虽然还需要找“婆婆 ”,但“婆婆”将不会过分刁难。在这样一个政策转变之下,一批工商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将有望向“民办非企业”转身,脱掉“公司”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