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记(2) — 如何改变世界

第一次听说这本书,是从ZL那里,在她的强烈推荐下,我也萌生了买本看看的念头;可惜网上断货,图书馆又总是借不到,我唏嘘之余,向小阮抱怨自己运气不佳,巧的是,小阮居然买过这本书,同样的推荐。

今天,终于收到了小阮寄来的书,还没来得及细看,只是翻阅了译序和跋,觉得心中那个“要做点什么”的小火苗,又一次燃烧了起来。

“社会企业”、“公民社会”、“公益创业”…越来越多的名词涌现,其背后,是凸显的公民意识。昨天和同事闲聊,讲起人均年收入达到3000美元时,人们便会开始关注并主张权利。而社会企业,或许是一种很好的实现方式。

国外已有很多社会企业成功的例子,最著名的恐怕就是尤努斯的“穷人银行”了,将小额信贷做到家家户户,并实现盈利,是多么振奋的事情!

近七年的兼职志愿者,以及两年多的实习+工作经历,使我逐渐意识到国内NGO的效率低下,且较缺乏专业背景的人士,尽管如此,我仍对他们持以最高的敬意,毕竟,在这样一个物质社会,坚持做公益得人,并不是那么多,而他们的努力,也正或多或少的改变我们的世界。不过,如果我们能以更好的模式来工作,更有效率、更高速的改变我们的世界,何乐而不为呢?社会企业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公益之路

下面是前几天写给一位老师的信,概要的讲了自己的公益经历和一些看法,blog上也发一下吧,欢迎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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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老师,

您好,我这几天也在思考慈善、公益和自己的个人规划,略有体会,记录下来,一并发给您,请多多指教。

先讲下我的公益经历吧。

00年左右,我读高中,偶然看到凤凰卫视的节目,梁从诫先生在做演讲,《环保与公民责任》,他讲要真心实意,身体力行,这八个字,我一直铭记于心。

024月我便申请加入自然之友,但并没有机会参加活动;一直到038月份,才和两个志愿者一起参加了绿色希望活动,到河南信阳进行了环境教育;此次活 动并不成功,对于我是个小小的打击,此后还设想为自然之友制作十周年纪念光盘,也没成功。

057月,我到北京读书,成为自然之友登山队的第一批队员,和 大家一起爬山,并在途中捡拾行人丢弃的垃圾,清洁山道;068月,参加了自然之友的徒步草原活动,到内蒙古额尔古纳徒步,并在当地组织支教活动,走访贫困生等;0611月, 再次到额尔古纳,在恩河小学进行了支教活动,主要是环境教育和英语,也和当地的英语老师进行了交流。与此同时,我还加入了绿地图小组,和队员们一起到北京 什刹海考察,绘制地图。此后就是继续爬山,偶尔参加下其他组织的志愿者活动,翻译文章,发传单,到打工子弟小学陪孩子玩之类的。

再次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NGO,是09年春,参加中山大学的田野调查活动,到四川呆了近20天,与国际小母牛和中国扶贫基金会一起工作了几天,并访谈了相关工作人员。与之前的志愿活动不同的是,由于要写报告,我一直站在研究者的角度来观察思考,重视的不仅是项目本身,更多的是其组织结构,工作方法等等。

7月,我加入了一个主要由北大校友组成的筹备中的组织。我们希望提供公益广告的平台,让创意者,NGO,和社会热心的捐助者能相互交流,促进公益广告在国内的传播发展,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各个NGO。这次的身份又有所变化,我要和同伴们一起考虑组织注册、人员招募,志愿者管理等问题,从新的角度再次思考公益组织的发展。

以下是我的一些粗浅看法,多是技术层面上的,请多支教。

NGO现状

1 身份问题

在四川调研时,曾和中大的老师谈到草根NGO“合法化”的问题,目前很多机构还处于非法阶段,或者以工商的名义注册,为以后的发展带来种种问题。

–这点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只能寄希望于政策的宽松和开放了;我们现在搞得平台,也还没想好怎么来注册,要么工商注册,或者干脆不注册,进行“地下活动”。

2 人才,资金缺乏

NGO 中的人,我接触的不是很多,但在有限的接触中,感觉很多是英语、社会发展、教育背景的,很少有学理工科的,这可能也和我们国内NGO关注的问题有关,大多 着眼于社区发展,扶贫,环境教育等等,这样的“一边倒”带来的问题就是不能很好的利用新的工具,尤其是互联网来工作、宣传等,而如果能较好的利用这些工 具,是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的。

由于缺乏资金,不少草根NGO无法招募到人才,凭着创始人和志愿者的一腔热血来做事。这些人固然可敬,但对于机构的可持续发展而言,这并不是好事;而我对激情向来持怀疑态度,当某一天,激情退却了,人离开了,机构可能就撑不下去了,这恐怕是谁都不想看到的局面。

3 公信力不高

对 于NGO,尤其是依靠大量志愿者的NGO,其公信力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可能由于缺乏宣传,很多NGO缺乏知名度,志愿者对NGO缺乏了解,不愿也不敢 为其提供支持。例如地震时候的捐款,我就很踌躇,红十字会,丑闻那么多,流程又不透明;其他组织,给谁呢?思来想去,还是给红十字了,实在是无奈之举。

二 我所关注的点

1 新技术的应用(互联网,地理信息系统)

多年的理科训练,使得我对互联网,计算机技术保持相对较高的敏感度,在感叹现代科技对人们生活方式该尤其是Web 2.0时代到来之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加扁平化,我曾在译言网创立了一个NGO翻译小组,翻译些国外的文章,偏重技术方面,例如 如何让Web2.0″为我所用” ,里面列举了国外的NGO机构利用新工具开展工作的例子。对于国内的NGO也有借鉴意义。

首先,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让更多的人,关注了解机构所做的事情,也就有可能争取到更大的资源。目前,已有一些组织开始运用此类工具,例如自然之友在豆瓣,开心网上组建小组,宣传绿希望,骑行北京等活动;多背一公斤在网站上发布学校信息,号召大家去探望贫困地区的孩子们。

其次,更高效的开展项目。以自然之友的绿地图项目为例,我05年末开始参加这个活动,是第一批志愿者,当时是每周末大家开会,实地考察,然后资料汇总,最后 绘制成纸质地图出版,耗时近半年,而且兴师动众,宣传效果未必佳(纸质地图毕竟有限,看到的人不多);之后自然之友又陆续开展了几次活动,但我没有参加, 不是很了解;今年,和朋友谈及专业地图,突然想起来可以应用到绿地图项目中,便和自然之友的项目负责人沟通,很快达成合作协议,现已开发电子版的绿地图, 功能更加强大,信息更完善及时,效率也提高了。参看测试版 低碳骑行地图

再次,提高透明度,也就在某种意义上提高了公信力。让我印象很深的是,地震期间,牛博网的罗永浩等人利用私人账号募捐,每笔收入支出均在网络上公开,短短的 几天,他们募集到了大量资金,也做了很多事情。为什么那些素昧平生的网友愿意相信个人,当然与他们的知名度有关,但公开详细的账目清单,恐怕是更重要的因 素。

最后,是新的公益模式,也可称之为“Micro Charity”。例如小额信贷,在线捐助为盲人提供有声书籍等。 我相信人性本善,大多数人都有帮助他人的愿望,但过去,我们慈善的途径太少,而门槛又太高了—盖个希望学校,捐助个孩子读书…几十万,几百块就出 去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实力的。网络(包括手机等)的最大好处,就是调动大家的力量,让慈善、公益更加便利,门槛也降低了,农夫山泉,招行信用卡 等也开展过类似活动,买一瓶水或者使用一次信用卡,便会捐赠1分钱。“草根慈善者”的一分两分,一元两元看起来不多,但聚沙成塔,奥巴马也有超过一半的竞 选支持者是小额捐助者呢。

2 社会企业模式

我理解的社会企业,就是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

国 内NGO普遍缺乏资金,而资金的缺乏必然带来人才的缺乏。当然,会有高素质、专业的人才会不计报酬,投入的NGO工作中去,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而可持 续性也有待考证。与其用道德来要求别人,不如从制度上改变,为从业者提供体面的薪水,积极的工作环境和广阔的成长空间,来吸引热心公益的专业人才。

社会企业是一种很好的模式,NGO提供专业服务,当然可以收费(可以依据客户的经济水平分级收费,实行‘劫富济贫’),将盈利用于培养人才、扩大规模等,才能为更多的人,提供更好的服务,才能持久的发展下去,长久而言,是“双赢”的。国外已有很多类似的例子,例如印度的Aravind眼科医院,Ventures In Development等。我们现在做的公益广告平台,也在考虑采用分级收费的办法。

采用商业手段运作,一来可以缓解资金和人才的缺乏;二来,也能提高效率,避免“慈善浪费”。

小小草根快快长

看了2009年7月19日的小崔说事 “小小草根快快长”,请了三位嘉宾,分别是瓷娃娃,启明星和NPI的负责人,两个草根组织,一个公益孵化中心。瓷娃娃和启明星的负责人讲述了他们的组织做的事情,遇到的困难,以及NPI对其的帮助。

自02年加入自然之友后,我便对国内NGO有所关注,期间也做过一些组织的志愿者,对他们的艰辛略知一二。今年初,到四川呆了20天,见到了更多的组织:官方背景的大基金会,国外组织的国内分舵,自发的民间组织…数量最多,生存环境也最恶劣的,就是这些被称为“草根”的民间组织,没有办公室,没有资金,甚至没有专职人员,全靠志愿者来做事情…而正是这样的组织,为打工子弟,为身患重病的瓷娃娃们,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为成瘾者带去理解和关爱,让这些被大众忽视的弱势群体在日益残酷的社会中感受到丝丝温暖。

这些在夹缝中生存的草根组织能量有限,能做的真的不多,以启明星为例,他们只能为部分曾经吸过毒的成瘾者每月提供310元的诊疗费用,帮助其摆脱毒瘾。而瓷娃娃协会,也在努力为瓷娃娃们筹措医药费,尽量减轻家长的负担。还有很多的组织,在做着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其实,人们要的也并不多,一个成瘾者,每个月能有310元,或许就能从吸毒的绝望中找到希望;山村小学的孩子们,能够见到外面的人,有些旧的书看,就很高兴了。

NPI的理念是“有爱心,更要有能力”,他们的角色类似于中介,或者说平台,整合社会资源,构建捐助者和草根NGO间的桥梁,为需要帮助的草根NGO提供办公场地,资金支持,并对其人员进行培训,即能力建设,促使其能从小小草根长成参天大树。

唯有祝愿~~~

公益组织深陷“财税”困境_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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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数以万计的公益组织无法在民政部门注册为“公益机构”,只能到工商局去注册为“公司”。结果,这些实质上的非营利机构因为是“公司”,其受捐善款亦需纳税。其“公司化生存”的尴尬处境也因此变得令人关注。
一家向北京农民工提供就业服务的民间组织正在努力摆脱自己的“公司”身份。这家有13年历史、颇具声望的机构在寻求民政注册未果后,2001年被迫在工 商注册为“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农家女的前身是成立于1996年的“打工妹之家”,创办者是《中国妇女报》副主编谢丽华。谢对记者说,“农家女”目前正 在向民政部门积极争取登记为“民办非企业”,以告别尴尬不堪的公司化生存。
在公司“老板”的位置上,谢丽华一直颇感为难,“农家女有两套章程,一个是注册时使用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另一个是NGO发展模式制定的,是我们实际执行的章程。前者虽然只是名义上的,但却具有法律效力。后者在实际运作中并不受法律保护。”
另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是,以公司注册后,按企业的税收规定,农家女需要从外界捐赠的善款中拿出一定的比例缴纳营业税、所得税、房产税、车船税、教育附加税 和城建税等等。谢丽华告诉记者,农家女多年的公益活动因为被税务部门深知,因而在税收方面给予了相对宽松的“政策”,但每年仍然要缴几万元的税。这位从事 了13年公益事业的女士迫切希望摆脱现有“公司”身份,“我们碰到的问题,是所有在工商部门注册的NGO的普遍问题。”7月14日,北京国家税务局、地方 税务局经过历时两个月的查账,认定一家全称为“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偷税总计24万余元,并处以总额罚款142万元。公盟成立于2005年,是一家以法 律研究和个案援助为主要内容的非营利组织。
北京税务两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公盟偷税所涉“问题款”来自于耶鲁大学法学院和另外一家公司自 2006年以来的五笔资助款项,共计人民币110余万。北京地税局认为,这些“捐赠”没有按规定申报纳税,没有交纳5%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费和教育费 附加,偷税达6万余元。
北京国税局则同样认定,这些“捐赠”属于法定企业收入,公盟没有交纳25%的企业所得税,共计18万元。按照相关法律,偷税行为可施以50%至5倍的罚款。在对公盟的处罚中,两局执行了5倍的最高上限,罚款总额达到142万元。
面对高额处罚,公盟表示无力支付。目前该机构账面余额仅剩8万元,公盟负责人说,机构的资金全部来自于组织和个人的捐赠,不会用这些微薄的捐款缴纳罚 款。多个NGO对公盟的态度表示理解。然而,大多数税务及法律人士则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作为一个工商注册的企业,按照规定缴纳各种税费天经地义,没有 任何可变通的道理。
面对农家女和公盟的境遇,外界感到不解的是,一个实质从事公益活动的组织,为什么不去民政部门注册为公益组织,而一定要去工商作公司登记?
据研究者保守估计,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已达到300万家,而截至去年底,全国经民政部门登记在册的民间组织仅约40万。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的非政府组织在 “编外”生存。按照现行的社团登记规定,在民政部门注册为社团或民办非企业的非营利组织,都必须找到一个托管的主管单位,俗称“找婆婆”。现实中没有多少 机构愿意为草根组织当“婆婆”,这就导致民政注册中70%的是如妇联、残联、青基会、红十字会等这些有政府背景的半官方半民间机构。
清华大学 非政府组织研究所所长王名说,数以万计的NGO在民政登记无门的情况下,被迫选择了工商注册,以“公司”的面貌出现。公盟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 2005年工商注册而成。外部是公司,内部是NGO,这两套模式给公益组织带来很多尴尬。NGO业内普遍认为,税务两局对公盟的处罚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接 收的是项目捐赠款,不是营业收入,不需要缴税。但按照现行税法,一旦是以工商注册的企业,任何捐赠都将被视为企业的收入。
一位税务人士解释, 税务机关不会将企业接受的“捐赠”认定为慈善意义上的“善款”,必须做营业收入计算,更不可能为此免税。据了解,现实中税务机关要严查避免企业之间通过所 谓“捐赠”方式互相走账,实现关联交易。这就意味着,“捐赠”概念只有出现在社团登记的民间组织中,才具有真正意义。
公盟负责人说,“我们认识到了管理确实有不够规范的地方,我们都不太懂工商税务,尽管我们一再强调我们的税务不能出现法律问题,但我们聘请的专业会计没有及时帮助我们。在税务稽查的时候,我们尽力配合,主动更正了一些过错。”
根据公盟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信息,地税认定的偷漏的营业税,公盟实际已经缴纳。对于国税所做的所得税处罚,他们亦表示存在争议。按照现行的处罚, 北京国税局对公盟接受的每一笔捐赠都分别作出了以全款的25%缴纳所得税,按照税法,所得税应当扣除成本、实际支出后盈余部分的25%。按照后者的计算方 式,公盟已于7月14日缴纳了1万余元所得税款。对于这一争议,北京地税局相关人士告诉本报记者,7月24日会举行处罚事宜的听证会,公盟将有权利进行申 辩。
财税困境之外,工商注册的NGO普遍面临着公信力的考验。畸形身份为公益组织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公司”外壳会导致机构信誉受损,在接 受捐赠时“名不符实”。“看到你登记的是公司,谁会想到你做的是公益,以为是骗子公司。”北京一家专门为打工子弟学校服务的NGO负责人说。
王名教授调研的结论是,法律政策的不开放,导致了非政府组织难以发挥社会影响力。“现在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要比登记注册的多出10倍。很多机构只 好通过其他各种各样的方式变通,最常用的就是采取工商注册的形式。为什么老百姓不愿意给他捐款?因为你不是一个合法登记的组织,或者你是一个工商登记的组 织,我给你捐款的话我可能面临一些风险。”一位长期关注NGO发展的人士告诉记者,现在民政部正在考虑放宽对民办非企业注册的条件,虽然还需要找“婆婆 ”,但“婆婆”将不会过分刁难。在这样一个政策转变之下,一批工商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将有望向“民办非企业”转身,脱掉“公司”的外衣。